中药酒的起源与发展

1. 试论黄酒（或白酒、啤酒）的起源与发展

药酒的起源和发展来源：寻医问药网寻医问药网推荐阅读
药酒应用于防治疾病，在我国医药史上已处于重要的地位，成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剂型之一，至今在国内外医疗保健事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药酒是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体。在传统中，也有在酿酒过程里，加入适宜的中药，酿制而成的。药酒即是一种加入中药的酒。

药酒的起源与酒是分不开的，中国是人工酿酒最早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过很多陶制酒器。关于造酒，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战国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此外，《世本》亦讲到：“少康作秫酒。”少康即杜康，是夏朝第五代国君。这些记载说明，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酿酒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所以后世有“仪狄造酒”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之说。这里杜康已成了酒的代名词。商殷时代，酿酒业更加普遍。当时已掌握了曲蘖酿酒的技术，如《尚书?说命篇》中有商王武丁所说“若作酒醴，尔维曲蘖”的论述。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商朝武丁时期(公元前12阗多年前)的墓葬，在近二百件青铜礼器中，各种酒器约占70％。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饮酒用具和盛酒容器，可见当时饮酒之风相当盛行。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商朝对酒极为珍重，把酒作为重要的祭祀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振玉考证的《殷墟书契前论》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对照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考黜》曾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表明在商代已有药酒出现。

周代，饮酒越来越普遍，已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员，称“酒正”，酿酒的技术已日臻完善。(周礼)记载着酿酒的六要诀：秫稻必齐(原料要精选)，曲蘖必时(发酵要限时)，湛炽必洁(淘洗蒸者要洁净)，水泉必香(水质要甘醇)，陶器必良(用以发酵的窖地、瓷缸要精良)，火齐必得(酿酒时蒸烤的火候要得当)，把酿酒应注意之点都说到了。西周时期，已有较好的医学分科和医事制度，设“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谱……之齐(剂)”。其中食医，即掌管饮食营养的医生。六饮，即水、浆、醴(酒)、凉、酱、酏。由此可见，周朝已把酒列入医疗保健之中进行管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更明确提出：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说明药酒在周代的运用确也相当普遍。

我国最古的药酒酿制方，是在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从《养生方》的现存文字中，可以辨识的药酒方共有六个。①用麦冬(即颠棘)配合秫米等酿制的药酒(原题：“以颠棘为浆方”治“老不起”)。②用黍米、稻米等制成的药酒(“为醴方”治“老不起”)。③用美酒和麦X(不详何药)等制成的药酒。④用石膏、藁本、牛膝等药酿制的药酒。⑤用漆和乌喙(乌头)等药物酿制的药酒。⑥用漆、节(玉竹)、黍、稻、乌喙等酿制的药酒。《杂疗方》中酿制的药酒只有一方，即用智(不详何物)和薜荔根等药放人瓶(古代一种炊事用蒸器)内制成醴酒。其中大多数资料已不齐，比较完整的是(养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该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的最早的完整记载，也是我国药学史上重要史料。

先秦时期，中医的发展已达到了可观的程度，这一时期的医学代表著作《黄帝内经》，对酒在医学上的作用，做过专题论述。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首先讲述醪醴的制作“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即用完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做燃料酿造而成，醪是浊酒，醴是甜酒。“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说明古人对用酒类治病是非常重视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记载了扁鹊认为可用酒醪治疗肠胃疾病的看法。

汉代，随着中药方剂的发展，药酒便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其表现是临床应用的针对性大大加强，所以其疗效也进一步得到提高，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二十五个医案，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医案记载，其中列举了两例以药酒治病的医案，一个是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的三石药酒，得到治愈。另一个是茁川有个王美人患难产，淳于意用莨菪酒治愈，并产下一婴孩。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则载有“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红蓝花功能行血活血，用酒煎更加强药效，使气血通畅，则腹痛自止。此外，瓜蒌薤白白酒汤等，也是药酒的一种剂型，借酒气轻扬，能引药上行，达到通阳散结，豁痰逐饮的目的，以治疗胸痹。至于他在书中记载以酒煎药或服药的方例，则更为普遍。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最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现存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头痛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等。

宋元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酒事业也有所发展，朱翼中在政和年间撰著了《酒经》，又名《北山酒经》，它是继北魏《齐民要术》后一部关于制曲和酿酒的专著。该书上卷是论酒，中卷论曲，下卷论酿酒之法，可见当时对制曲原料的处理和操作技术都有了新的进步。“煮酒”一节谈加热杀菌以存酒液的方法，比欧洲要早数百年，为我国首创。

此时，由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加上政府对医学事业的重视，使当时中医临床和理论得到了发展。因此，对药酒的功效，也渐渐从临床上升到理论。如《太平圣惠方?药酒序》认为“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傈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治法?汤醴》认为“邪之伤人有浅深，药之攻邪有轻重，病之始起，当以汤液治其微。病既日久，乃以醪醴攻其甚。又有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者，酒以醪药，以此见受邪既深，经脉闭滞，非醪药散发邪气，宜通血脉，安能必愈……酒性酷热，立行药势，所以病人素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随，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皆取其渐渍之力也。又古法服药，多以酒者，非特宣通血气而已，亦以养阳也”。药酒的治病范围也相对集中，朝保健养身方面发展，如“治一切风通用浸酒药二十二道”，“治风腰脚疼痛通用浸酒药十四道。”另在药酒专门方中，出现了较多的养身延年，美容保健方剂。当时，以药材制曲的风气已开始盛行，单在《北山酒经》中就记载了十三种药曲。如香桂曲，配用了木香、官桂、防风、杏仁等药品。瑶泉曲，配用了防风、白附子、槟榔、胡椒、桂花、丁香、人参、天南星、茯苓、香白芷、川芎、肉豆蔻等药物。并认为做药酒以东阳酒最佳，“用制诸药良”，其酒自古擅名，清香远达，色复金色，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李时珍解说：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人药俱良。

随着酿酒工艺的不断发展和提高，有些药酒不但具有强身保健，治疗疾病的优点，而且口味醇正，成为风行一时的名酒，并成为宫廷御酒。元代建都于北京，是当时世界各国最繁华的都城。国内各地和欧亚各国的商客川流不息，国内外名酒荟萃，更成为元代宫廷的特色。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东北各族的松节酒、松根酒、虎骨酒；南方的五加皮酒、茯苓酒；西南的乌鸡酒、腽肭脐酒等等均为当时流行之名酒。明代宫廷则建有御酒房，专造各种名酒，尚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如当时名噪金殿的“满殿香”就有白术、白檀香、缩砂仁、藿香、甘草、木香、丁香等各种药物，合白面、糯米粉等酿制而成。当时，民间作坊也有不少药酒制作出售，如薏苡酒、羊羔酒。另有一些人们自酿自饮的酒，如正月的椒柘酒，端午的菖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菊花酒，都成为人们常酿的传统节令酒类，其中有不少就是药酒。

2. 中药和酒

吃中药最好不要饮酒，一般中药都是禁酒的，因为酒精是有机溶剂，会影响药效。你喝一次也没事，失眠跟你说的这个没关系，是你不小心失眠的，一次失眠无关大碍的。

3. 本草纲目中记载酒的五大好处和五大坏处

谷部·烧酒
作者：李时珍
释名
火酒、阿剌吉酒。
气味
辛、甘、大热、有大毒。
主治
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郁结，止水泄；治霍乱疟疾噎膈、心腹冷痛、阴毒欲死；杀虫辟瘴，利小便，坚大便，洗赤目肿痛，有效。
《本草纲目》对酒药运用的启示
http://www.100md.com 2005年5月26日《中国中医药报》第2345期
酒，自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很早就与医结下了难解之缘。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医”字从“酉”(酒)就是再好不过地说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酒就是药。为了与人们习惯上把酒作为生活用品的概念相区别，本文专门用了“酒药”一词来强调这一含义。关于酒的起源和酒与中医药的关系，《本草纲目》中有一段考证，说：“本草(注：指《神农本草经》一书)已著酒方，素问(注：指《黄帝内经·素问》一书)已有酒浆，则酒自黄帝始”。中医现存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中确实已有许多与酒有关的论述。在《素问》中，不仅有《汤液醪醴篇》是专门说酒的，从理论上论述了酒与防病健身的关系；而且记载有治疗膨胀的“鸡矢醴”方，从实践上论证了酒与祖国医学的特殊关系。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已记有完整的药酒配方和制备方法，这更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将酒运用于医药的实证。之后，历代本草中都把酒作为治病的药物收入，几乎无一缺如的，并且都汇集了众多用酒药治病的实例，更确立了酒作为中药的正统地位。《本草纲目》作为明以前药物的大成，自然少不了对酒药功能的论述，并且还增加了作者许多相当重要的发挥。虽然没有对《本草纲目》中用酒的文字进行准确地统计，但凭直观感觉，“酒”字在《本草纲目》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历代本草之作，起码用“千百次”这个概数来形容是不过分的。强调一个字在一本书中出现频率的高低，不单纯是为了判断这个字价值的本身，重要的是探索它包含的实质性意义，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
一、慧眼识酒
在《本草纲目》中，酒被分为若干种类，“酒之清者曰酿，浊者曰盎，厚者曰醇，薄者曰醨；重酿曰耐，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红曰醍，绿曰醽，白曰醝”。“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美酒、糟下酒、粳酒、秫黍酒、葡萄酒、地黄酒、蜜酒、有灰酒、新熟无灰酒、社坛余胙酒。今人所用，有糯酒、煮酒、小豆麴酒、香药麴酒、鹿头酒、羔儿等酒。江浙、湖南、湖北又以糯粉入众药，和为麴，曰饼子酒”。“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入药俱良”(《本草纲目》)。从《本草纲目》中的论述不难发现，酒的种类虽多，不是所有的酒都能入药的；可以入药的酒虽多，不是所有的酒都是高质量的，古人对酒药的运用是非常有讲究的。今人释《本草纲目》中用酒，往往深究者不多，这不但委屈了作者的原意，也不利于对祖国医学中酒药传统用法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酒的功能，大体可分为社会功能和医学功能。作为社会功能，李时珍把它称为“官务”，《本草纲目》中言及不多，无非用于人际交往，寒喧之外，“饮家惟取其味”罢了。作为医学功能，《本草纲目》中论之颇详，说酒“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谴助兴”等。说理之外还要举出实例，让人信服不疑。如说到酒能避恶邪气时，李时珍引用了《博物志》中的一则故事：“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当然以上说的只是酒药的总体功能，其他还有米酒、清酒、烧酒、老酒、葡萄酒、酒糟、酒水等众多类型的酒药，共同功能之外，尚有各自的独到功用，书中也都有详论。关于酒的药用途径，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以酒作单味药直接使用，二是酒与其他药组成复方联合使用，此二种即本文中之“酒药”是也；三是把酒作为加工、炮制药物的用料，或引药归经，或辅助药效的发挥，或改变药物的本来性质，或削减某些药物的毒副作用等。有人将药物酒制的作用归纳为五个方面，即改变药性，引药归经；增强温补肝肾的作用；增强活血通络的作用；矫正药物的不良气味，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药物有效成分的析出等(刘善新《中药酒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酒与药或酒或药，又酒又药，是酒是药，真正达到了难解难分、如胶似漆的程度。酒药已经成为时而医内、时而医外的广泛概念，并且形成了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底蕴，构筑了中国酒文化的基底。
酒对人体并非无害，这一点，《本草纲目》中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过饮不节，杀人倾刻”，“过饮败胃伤胆，丧心损寿，甚则黑肠腐胃而死”。说得够严重了，但不是耸人听闻，因为这一危害是被古今中外无数血的教训、铁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现代研究的结论与《本草纲目》中的观点基本一致，酒对消化系统的伤害是首当其冲的，对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和骨骼运动系统的危害也相当严重，是最终导致人生病、短命、死亡的原因之一。从许多疾病发病原因的调查中看，酗酒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者或有节制的少量饮酒者。因酗酒伤身、送命的例子古今皆有，为了警示世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别写进了实例：过去有个叫周顗的人，非常好客。有一晚他家来了一位朋友，他拿出两石美酒招待，把这位朋友灌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位朋友“已胁穿而死矣”。写至此，李时珍感慨地议论道：“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残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陨躯命，其害可胜言哉？”如今醉卧街头，醉态百出，因酒误事、闹事、误伤、早夭的悲剧上演得更加频繁，酗酒的危害真是睁眼可见。有调查说，早产儿、痴呆儿的增多，与父母酗酒有直接关系，酒已经影响到了下一代人的质量和国人的素质。那种见酒就醉、一醉方休、借酒发疯的酒场“英雄”是当不得的，那种劝不倒人不罢休，醉不倒人不散场的恶作剧再不该上演了。人生只有一次，为酒伤身、送命，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无益处。劝君少饮一杯酒，“屈量”未必不英雄(温长路《健康长寿与民俗风情》)。
以酒入药以治人疾病，适量饮酒以促人健康，酗酒恋酒以致病折寿，这是不是饮酒的辩证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突出宣传的正是这一主题。酒药治病，是作为药物使用的，药非食者，是药三分毒，要在“有度”上作文章；酒药养生，取的也是酒作为药的机理，道理同于药，要在“适量”上掌握好；酗酒伤身，是酒毒副作用(酒精中毒)的表现，“或呕吐，或自汗，或疮疥，或鼻齇，或泄利，或心脾痛，尚可散而去之。其久也病深，或消渴，或内疽，或肺痿，或鼓胀，或失明，或哮喘，或劳瘵，或癫痫，或痔漏，难名之病”。百病缠身，岂不损寿？所以，饮酒不能无顾忌，醉酒也不能听之任之。《本草纲目》中对饮酒的禁忌和解酒的问题也有详尽论述，如说到禁忌时强调：“凡酒忌诸甜物，酒浆照人无影(注：含杂质多，混浊，不清晰)不可饮”；“酒合乳饮，令人气结。同牛肉食，令人生虫。酒后卧黍穰，食猪肉，患大风”；烧酒“与姜蒜同食，令人生痔”，“北人习而不觉，南人切不可轻生饮之”；酿酒有毒，“热疾、齿疾、疮疹人，不可饮之”；葡萄酒“至二三年，乃有大毒(注：已成为细菌的培养基)”，不可饮；“醉卧当风，则成癜风。醉浴冷水，成痛痹”；“酒后食芥及辣物，缓人筋骨。酒后饮茶，伤肾脏，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消渴挛痛之疾”。他的这些说法，有的是经验之谈，需要进一步研究；有的是科学总结，确实是经得起推敲的，与现代的研究结论无二。如酒后饮茶的问题，一直被误认为是解酒的窍门，实际上，酒后饮茶，特别是饮浓茶对肾脏的损害是很严重的。饮酒后酒中的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在肝脏中转化成乙醛→乙酸→二氧化碳和水，之后由体内排出。酒后饮茶使茶叶中的茶碱迅速对肾发挥利尿作用，促使在肝脏中尚未分解完的乙醛提前进入肾脏。乙醛是一种能够对肾脏造成损害的有害物质，而肾脏又没有这方面的解毒功能。所以，经常饮酒又习惯在酒后饮浓茶的人，肾病的发病率相对就高，这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说法完全相吻合。另外，酒中乙醇的刺激作用本已相当强烈，加上喝浓茶对心脏产生的刺激作用，心脏因此受到的恶性刺激迅速增加，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会呈上升趋势。如何解酒？《本草纲目》总结出了一些有用的方法，筛选出了一批有效的药物，制订出了一组有益的处方。比如有效的解酒药有白茅根汁、葛根汁、水萍、菰笋、秦艽、苦参、地榆、菊花、枳椇、葛花、赤豆花、绿豆粉等，其机理是“寒胜热也”。有益的解酒处方如：①用冷水、绿豆粉、蚕豆苗煎汤内服；②用悬钩子、木鳖子醋磨灌服；③用天南星、朱砂作丸口服；④用神曲、萝卜、蔓菁煮粥饮汁；⑤用白菜籽研末以井水服；⑥用杨梅干口嚼；⑦用桑葚汁、苦竹叶水饮之……
纵观《本草纲目》中有关酒的内容，囊括了酒源、酒类、酒药、酒用、酒害、酒量、酒戒、酒醉、酒解等的方方面面，说尽了酒的利与弊。慧眼识酒者，《本草纲目》也!
二、百病用酒
“百病用酒”，是不是夸张的说法？非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用了二卷的篇幅，列举了221种病症的主治药，名曰“百病主治药”。其中用酒治病者、以酒制药者、以酒服药者，何止百处!其涉及疾病面之大、内容之丰富、用法之广泛、制法之考究空前绝后，简直可以派生出一本《本草纲目用酒全书》来。限于篇幅，本文无法罗列其内容之全部，仅能从其有代表性的精华中略举一二。
1、直接用酒疗疾
就是书中把酒作为单用的药物，运用酒所具有的药理作用，对相关性疾病进行直接治疗的内容，分布于全书的众多章节里。如用烧酒灰汤治鹅掌风；用烧酒入飞盐治冷气心痛；用烧酒温饮治阴毒腹痛；用真火酒一杯治呕逆不止；用头烧酒饮之治寒湿泄泻；用火酒滴耳取耳中异物；用醇酒灌服治卒中惊死；用社酒洒壁防治诸虫；用暖酒淋洗治蛇咬成疮等。
2、酒与它药合用疗疾
就是书中将酒作为药物的一种，与其他相关药物组成复方，共同起到对疾病治疗作用的内容，涉及的篇章几乎贯穿全书。如痰湿咳嗽，用烧酒浸猪脂、茶末、香油、蜂蜜；中恶心痛，用醇酒浸豌豆、大豆、胡荽、罗勒、芥子；咽伤声嘶，用酒与酥调干姜末服；坐板疮，用丝瓜皮焙研烧酒涂坐；诸物哽喉，用凤仙根与酒同煎；劳倦乏力，用酒与饴糖、米粥共同煮食；喝羊胫酒，治诸风注痛；饮青藤酒，疗风寒湿气等。
3、用酒炮制药物
书中此种用法最多，运用的手段也非常讲究......
三、在酒药上做文章
从《本草纲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酒作为药单独使用，运用很广；酒与其他药的结合，运用更广。其中，历代医家创造的行之有效的药酒就是这种结合形式的精华。《本草纲目》中辑录了大量的药酒方，范围以内科为主，辐射临床各科。如治疗疟疾的愈疟酒、辟疫消疠的屠苏酒、补虚益气的逡巡酒、强筋壮骨的牛膝酒、活血调经的当归酒、聪耳明目的菖蒲酒、益精壮阳的枸杞酒、补中益气的人参酒、治风平眩的薯蓣酒、暖腰温膝的茯苓酒、除风明目的菊花酒、理气止痛的茴香酒、止咳平嗽的百部酒、逐风祛冷的南藤酒、清心畅意的竹叶酒、除痹强筋的巨胜酒、治疗风湿的乌蛇酒、破血祛风的豆淋酒、治风湿痿痹的五加皮酒、治偏风不遂的仙灵脾酒、治癫痫恶疾的天门冬酒等......

4. 中国历史上药酒起源于何时，那个朝代

战国时就有记载。《黄帝内经》有“汤液醪醴论篇”，专门讨论用药之道。所谓“ 汤液”即今之汤煎剂，而“ 醪醴”者即药酒也。显然在战国时代对药酒的医疗作用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按照中医传统的习惯，煎煮中药一般选用砂锅，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一些金属如铁、铜、锡之类的器皿，煎煮药物时容易发生沉淀，降低溶解度，甚至器皿本身和药物及酒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性的正常发挥。

所以配制药酒要用一些非金属的容器，诸如砂锅、瓦坛、瓷瓮、玻璃器皿等。当然，一些药酒的制作有其特殊要求，那就另当别论了。

(4)中药酒的起源与发展扩展阅读

补益药酒不仅广泛应用于各种慢性虚损疾病的防治，还能抗衰老、延年益寿。近代研究证明，我国传统中药中有许多补益药物具有抗早衰、延年益寿的功效。例如：枸杞子，能降低血糖、胆固醇；何首乌，可降低胆固醇，防治动脉硬化；

杜仲，能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调节作用；当归，可抗贫血，能防止肝糖原减少，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地黄，能利水， 降血压； 黄芪，有抗癌的作用，能提高免疫功能，抗疲劳，扩张血管，改善皮肤血液循环，降低血压；

人参，能促进蛋白质合成，降低血糖，增强造血功能，提高免疫功能、抗疲劳能力，抑制高胆固血症的发生。选用这些药物制成的补益药酒，经常适量饮服，有抗衰老而延年益寿的效果。

5. 懂中药和药酒的来！！！！！！！急

可以的没问题

6. 中药的来源发展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6)中药酒的起源与发展扩展阅读：

中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响应传统医学决议的要求，已将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服务相结合共同纳入卫生系统中，促进了传统医学服务的全民覆盖。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国分享“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经验，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实践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项目，通过江苏、湖北、甘肃、黑龙江、广东五地的调研，历时两年，基本厘清了中国在“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其法规政策保障的原因。

7. 金波酒的起源于发展是怎样的

金波酒始产于1755年，是山东济宁玉堂酱园的传统优质产品之一

因其酒液色泽金黄、波光粼粼而得名

1915年它在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

金波酒系选用优质高粱大曲酒作酒基，加上等沉香、檀香、郁金、枸杞、蔻仁等14味中药陈酿而成

酒度40°，糖度10°

该酒有行气活血、追风祛湿、强身健脑、延年益寿的功效

据说，金波酒所选用的14味中药缺一不可，而且这些中药的用法和剂量比较复杂，特别是一些关键工序，全凭老技师的精心调配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曾把金波酒列为“天下五十五种名酒之一”

可见该酒早在清代就已闻名于世了

建国后几十年，金波酒扩大了生产，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产品除销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港澳地区及日本、东南亚国家，深受海内外消费者欢迎

8. 药酒有什么渊源

本书所讲的药酒在中药方剂学上又称之为酒剂。所谓药酒一般是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和动物的全体或内脏以及某些矿物质成分按一定比例浸泡在低浓度食用酒精、白酒、黄酒或葡萄酒中，使药物的有效成分溶解于酒中，经过一定时间后去除渣滓而制成的，也有一些药酒是通过发酵等方法制得的。因为酒有通血脉、行药势、温肠胃、御风寒等作用，所以酒和药配伍可以增强药力，既能防治疾病，又可用于病后的辅助治疗。

古时医字从酉（酒），可见酒与药的关系密切，而药酒的产生更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创举。药酒的起源与酒的产生是分不开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药酒方见于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虽多已不完整，但仍可辨认出药酒配方、酿制工艺等记述，由此可见，我国的药酒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先秦时期的医学代表作《黄帝内经》也对酒在医学上的贡献作了专门论述，其中，《素问·汤液醪醴篇》论述了醪醴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在其他篇中还提及了治膨胀的“鸡矢醪”，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药”等，这些均是较早的药酒记载。

至汉代，随着中药方剂的发展，药酒逐渐成为中药方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针对性和疗效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的记载，表明了扁鹊认为可用酒醪治疗肠胃疾病的看法。这篇著作中还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个医案。东汉·张仲景的《伤寒病杂论》中记载：“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该书还收载了许多以酒煎药或服药的方例。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海藻酒、桃仁酒、金牙酒、猪胰酒等药酒的治病方法。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提出“酒可行药势”，尤其是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论述较详，并指出有71种药物不宜浸酒。

唐·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并对酒与药酒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针对当时一些人因嗜酒纵欲所引起的种种病症，研制了一些相应的解酒方剂。《千金翼方》还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要求：“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方”一节中共收载了药酒11方。

宋元时期的药酒有了很大发展，药酒的种类和应用范围均有明显的扩展。仅《太平圣惠方》中就设有药酒专节达6篇之多，加上《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济生方》等书中的药酒方，计有药酒数百种。运用药酒治病的范围也已涉及到内、外、妇、五官等多科疾病，对于药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药酒的制法上已开始采取隔水加热的方法，这样可以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浸出率，增强药酒的功效。这一时期药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于养生的药酒渐多，有些药酒不但具有治病养生的特点，而且口味纯正，成了宫廷御酒。除了上述大型方书所记载的药酒外，宋·陈直《养老奉亲书》和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御药院方》等书中也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

明代的医药学家在整理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又创制出许许多多新的药酒方。在明代医书中，如《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收载了大量的药酒配方，既有前人的传世经典之作，又有当代人的创新之举。仅《本草纲目》就辑录了各类药酒配方200余种，《普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达300余方。明代的民问作坊已有药酒出售，如薏仁酒、羊羔酒等，而老百姓自饮自酿的酒中也有不少药酒，如端午的菖蒲酒、中秋的桂花酒、重阳的菊花酒等。

清代的医药学家同样也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方。这一时期的医药学著作中，如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项友清的《同寿录》等，均收载了明清时期新创制的药酒配方。清代的药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较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空前兴旺发达。例如，乾隆皇帝经常饮用的益寿药酒“松龄太平春酒”对老年人诸虚百损、关节酸软、纳食少味、夜寐不实诸症均有治疗作用。“夜合枝酒”也是清宫御制的一大药酒，组方中除了夜合枝外，还有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细曲等，可治中风挛缩之症。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百业不兴，药酒也难逃厄运，没有多少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作为中药方剂之一药酒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而且采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严格卫生与质量标准，使药酒的生产逐步走向标准化和工业化，药酒质量也大大提高。医药学家还对许多传统药酒方的功效、配方进行了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为药酒的应用和提高疗效提供了宝贵依据。此外，药酒规范已被收进我国的药典，由此可见国家对药酒的重视。

9. 简述中药是如何起源用发展的

在我国的辽阔大地和海域，分布着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的天然药材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古代本草书籍所载，已逾3000种，经目前整理，则达8000种左右。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由于其来源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本草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医药学的智慧创造和卓越贡献，并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及至近代，随着西方医药学在我国的传播，本草学遂逐渐改称为“中药学”。

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一门学科，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源远流长，它的发现与应用经历了长期实践的过程。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由于采食植物和狩猎，接触并了解到某些植物和动物具有一定的治病作用，经过无数次的试验、观察、口尝身受等，慢慢积累起一些运用中草药的知识。唐代李绩、苏敬等主持编写了最早的一部药典学著作《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比起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来，要早出800余年，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虽然现代医学非常发达，但是中药的药效缓和、副作用少，经过数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确实有效。用中医药治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全身作为一个整体，综合治疗、全面地解决问题，因此具有其特殊性。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如今中医药也采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如动物实验，组织病理学观察，药物化学成分分析等。服食中药已不再以煎煮草药为主，而是出现了药片、胶囊、浸膏液、糖浆等剂型，使服中药变得省时、省事，简单、方便。

新加坡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保持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同时，各中医药组织、团体为中医药的规范化，以及推广和发展中医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医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流传，逐渐被各国人民接受和认可。随着中医药专业水平的提高，医疗经验的丰富，我们相信，中医药作为一种传统的医疗方法，一定会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不断得到普及，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共同采集，成群出猎，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就在他们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人们就是这样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逐步学会了辨别药物的方法。通过无数次观察，口尝身受，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热闹台体有害，有毒副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当进入的后期，由于弓箭的发明和应用，使在原始社会，人们狩猎和捕鱼时，也逐渐发现一些动物也有治疗作用。例如我国先秦时期有关地理物产的著作《山海经》中，有关治疗痈疽药物如何罗之鱼，“食之己痈”，有关防疫药物如青耕乌、珠鳖鱼、三足鳖，“食之可以御疫”的记载，就是我们祖先从动物食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旁证。

在我国一些史书上，如《史纪纲要》中出现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以及西汉贾陆的《新语卷上·道基第一》、任防《记巽记》中有关神尝百草的传 说和古谚，虽属历史传说，但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鱼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神农”无非是这一时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尝百草”正是反映了医药起源于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祖先在发现药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毋容置疑，神衣尝百草的传说，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

中药学发展经历了以下十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 二、秦汉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四、隋唐时期 五、宋代
六、金元时期 七、明代 八、清代 九、民国时期 十、当代的本草成就

--------------------------------------------------------------------------------

一、先秦时期

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由于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甚至造成死亡，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辨别和选择。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上述经验启示人们对某些自然物的药效和毒性作用予以注意。我国古籍中记述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古人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

据医史学家研究，猿人和最早的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现的也是植物药。在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以后，人类才有可能接触较多的动物及其肉类、甲壳、骨骼、血液、脂肪及内脏等，并逐渐掌握了某些动物类药物的医疗作用。直至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在这一时期，人们从野果与谷物自然发酵的启示中，还逐步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至殷商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兴盛。酒不仅是一种饮料，更重要的是具有温通血脉、行药势和作为溶媒等多方面的作用，故古人将酒誉为”百药之长”。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文物考古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钟鼎文中，已有“药”字出现。《说文解字》将其训释为“治病之草，从草，乐音”。明确指出了“药”即治病之物，并以“草”（植物）类居多的客观事实。

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共300多种，其中不少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山海经》载有100余种动物和植物药，并记述了它们的医疗用途。七十年代初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约300个，涉及药物240余种，对炮制、制剂、用法、禁忌等皆有记述，说明中药的复方应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

二、秦汉时期

西汉时期已有药学专著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名医公孙阳庆曾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从《汉书》中的有关记载可知，西汉晚期不仅已用“本草”一词来指称药物学及药学专著，而且拥有一批通晓本草的学者。

通过境内外的交流，西域的红花、大蒜、胡麻，越南的意苡仁等相继传人中国；边远地区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龙眼等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该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补充和完善过程。其成书的具体年代虽尚有争议，但不会晚于公元二世纪。《本经》原书早佚，目前的各种版本，均系明清以来学者考订、整理、辑复而成。其“序例”部分，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眼药方法、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药学理论的基础。各论载药365种，按药物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后世所称的“三品分类法”。每药之下，依次介绍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生长环境，部分药物之后还有别名、产地等内容。所记各药功用大多朴实有验，历用不衰，如黄连治痢，阿胶止血，人参补虚，乌头止痛，半夏止呕，茵陈退黄……。《本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的药学成就，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战乱，“文籍焚靡，千不遗一”，后人对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了解还很不全面。但是，此间留下的本草书目仍有近百种之多。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名医别录》、《徐之才药对》外，首推梁·陶弘景所辑《本草经集注》。该书约完成于公元500年左右，“序例”部分首先回顾本草学的发展概说，接着对《本经》序例条文逐一加以注释、发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针对当时药材伪劣品较多的状况，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及合药取量方面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还增列了“诸病通用药”、“解百毒及金石等毒例”“服药食忌例”（原书无标题，以上题目为后人所习用）等，大大丰富了药学总论的内容。各论部分，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将所载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莱、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各类中又结合三品分类安排药物顺序。为便于保存文献资料原貌，陶氏采用朱写《本经》文，墨写《别录》文，小字作注的方式，对于药性，又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这在全凭手抄药书的时代，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本书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古代药物学的各种知识，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药学成就，并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

南朝刘宋时期雷党纪敦著《炮炙论》，叙述药物通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也标志着本草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

--------------------------------------------------------------------------------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医药学有较大发展。由于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达，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相继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亦有所增加，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各地使用的药物总数已达千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药物品种及名称混乱，加之《本草经集注》在一百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对本草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由李勋、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本书的完成，依靠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书中还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该书很快传到国外，如公元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作者深入实践，不仅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而且辨识品类也极审慎。陈氏又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十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为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发端。

唐代已开始使用动物组织、器官及激素制剂。《唐本草》记载·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视力的经验；《本草拾遗》记录了人胞作为强壮剂的效力；而用羊靥（羊的甲状腺）和鹿靥治甲状腺病，则见于《千金方》。酵毋制剂在公元前即有记载，到了唐代已普遍地用于医药，如《千金方》和甄权的《药性论》都对神曲的性质功用有明确的叙述。

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由孟洗原著，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的《食疗本草》，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营养学和食治经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李殉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

--------------------------------------------------------------------------------

五、宋代

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板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本草书籍的修订，乃沿唐代先例以国家规模进行。公元973～974年刊行了《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嘉佑补注本草》， 1061年刊行《本草图经》。《本草图经》亦称《图经本草》，所附900多幅药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而私人撰述的书籍，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征类本草》），则在此基础上研究整理了大量经史文献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内容丰富，载药总数已达到1500余种，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以相印证，医药紧密结合。宋以前许多本草资料后来已经亡佚，亦赖此书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它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来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在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药局的产生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秋石”是从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它的制备方法最早见于《苏沈良方》。《宝庆本草折衷》则有“猪胆合为牛黄”的记载。此外，宋代用升华法制取龙脑、樟脑，蒸馏法制酒等，皆反映出这一时期中药制剂所取得的成就。

--------------------------------------------------------------------------------

六、金元时期

宋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刊行，方兴未艾的药理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药学文献，并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他们不再承袭唐宋的本草学风，改变了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源考证为重点的作法，编纂药书，不求其赅备，而多期于实用。因此，金元两代没有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这一时期的本草，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加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革》，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上述本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是饮食疗法的专门著作，记录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药和元蒙宫廷食物的性质及有关膳食的烹饪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遣人员去各国采购。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回回药物院的建立，更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

七、明代

明代，随着医药学的发展，药学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积累，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弘治16年（1503年），刘文泰奉敕修定本草，花费两年时间编成《本草品汇精要》42卷，收药1815种，分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24项记述。这种分项解说的体例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但分项过于繁杂，反而招致一些混乱。本书绘有1385幅精美的彩色药图和制药图，是古代彩绘本草之珍品。该书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大型官修本草，但书成之后存于内府而未刊行流传，故在药学史上末产生什么影响，1936年始由商务印书馆据故宫旧抄本铅印出版。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傅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新增374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本草纲目》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训诘、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十六世纪末即传播海外，先后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的专题本草也取得瞩目成就。1406年朱啸撰《救荒本革》，选择可供灾荒时食用之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任方法等，并精心绘制成图，在医药、农学、植物学方面均有较高价值。15世纪中期，兰茂实地调查和搜求云南地区药物400余种，辑为《滇南本草》，它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李中立《本草原始》偏重于生药学研究，缪希雍《炮炙大法》则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著。

这一时期人工栽培的药物已达200余种，种植技术也有根高的水平，如川芎茎节的无性繁殖，牡丹、芍药的分根繁衍。《本草蒙荃》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约为十六世纪的著作《白猿经》所记的用新鲜乌头制取冰晶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比起欧洲人在十九世纪初叶从鸦片中提炼出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一百多年。”

此外，卢复历时14年，以《本草纲目》和《证类本草》资料为主，于1626年辑成《神农本草经》3卷，为该书规存最早的辑复本。

--------------------------------------------------------------------------------

八、清代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一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二是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撷取《本草纲目》精粹，编撰成节要性本草，如汪昂《本草备要》、吴仪洛《本草从新》、黄宫绣《本草求真》等，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从古代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如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或对《本经》进行注释发挥，如张潞《本经逢原》、邹澎《本经疏证》等。

《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共十卷，载药921种，其中新增药物716种。补充了马尾连、金钱草、鸦胆子等大量疗效确切的民间药，太子参、西洋参、冬虫夏草、银柴胡等临床常用药，同时收载了金鸡纳（奎宁）、香草、臭草等外来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同时它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备而不详的，加以补充，错误之处加以订正。本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十六至十八世纪本草学发展的新成就，还保存了大量今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其它方面的自然科学成就，如用强水制铜版的方法，即首见于此书中。

《本草求真》（1769年）载药520种，上编分述药物的气味、功能、禁忌、配伍和制法等，下编阐述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药物总义等内容。由于本书以临床实用为宗旨，正文药物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7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为了便于检索，书末附“卷后目录”，按药物自然属性分部类药。本书采用的按药物主要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不仅较《本经》三品分类、陈藏器“十剂”分类更为先进，而且对当代临床中药学的功效分类亦有重要影响。其次，清代的大批草药专著，也为综合本草提供了新的内容。仅《本草钢目拾遗》引用，就有《百草镜》、《草药书》、《采药志》、《草宝》《山海草函》、《李氏草秘》等十余种。此外，还有《生草药性备要》、《草药图经》《草木便方》及《天宝本草》等。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睿《修事指南》，为炮制类专著，郑肖岩《伪药条辨》，为优秀的辨药专书，唐容川《本草问答》、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的10余篇药理论文，都属药理专著，章穆的《调疾饮食辨》、丁其誉的《类物》、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则属较好的食疗专著。

--------------------------------------------------------------------------------

九、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化及西方医药学在我国进一步传播，这对我国的社会及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之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阻碍。但是，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本草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继承和发扬方面均有新的发展。

随着中医学校的建立，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运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寿颐的《本草正义》、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柯廉臣的《实验药物学》、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钝的《药物讲义》等。这些中药讲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其中尤以《本草正义》的论述和发挥最为精辟中肯。”

药学辞典类大型工具书的出现，是民国时期本草学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当推陈存仁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本书收录词目4300条，汇集古令有关论述，资料繁博，方便查阅，虽有不少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辞书。

本草学的现代研究亦开始起步。植物学、生药学工作者对确定中药品种及资源调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药学工作者则致力于中药化学及药理学研究。在当时条件下，多是进行单味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但取得的成就和对本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

十、当代的本草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揩施，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六十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涌现的中药新著，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药大辞典》由江苏新医学院编纂，分上、下册和附编三部分。该书收罗广泛，资料丰富，查阅方便，非常实用。
五十年代以来，政府先后数次组织各方面人员对中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的中药志，使目前中药的总数达到8000种左右。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而不更完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并促进了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文学科的发展。

当代中药教育事业的振兴，为本草学和中药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材。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使中医教育纳入了现代正规高等教育行列。1978年以来相继招收了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至此，我国的中药教育形成了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同层次培养的完整体系。为了适应中药教育的需要，各种中药教材，也多次编写修订，质量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本草学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