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葯酒的起源與發展

1. 試論黃酒（或白酒、啤酒）的起源與發展

葯酒的起源和發展來源：尋醫問葯網尋醫問葯網推薦閱讀
葯酒應用於防治疾病，在我國醫葯史上已處於重要的地位，成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劑型之一，至今在國內外醫療保健事業中享有較高的聲譽。

葯酒是選配適當中葯，經過必要的加工，用度數適宜的白酒或黃酒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製成的澄明液體。在傳統中，也有在釀酒過程里，加入適宜的中葯，釀制而成的。葯酒即是一種加入中葯的酒。

葯酒的起源與酒是分不開的，中國是人工釀酒最早的國家，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就曾發現過很多陶制酒器。關於造酒，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戰國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此外，《世本》亦講到：「少康作秫酒。」少康即杜康，是夏朝第五代國君。這些記載說明，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釀酒業已發展到一定水平，所以後世有「儀狄造酒」及「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之說。這里杜康已成了酒的代名詞。商殷時代，釀酒業更加普遍。當時已掌握了曲櫱釀酒的技術，如《尚書?說命篇》中有商王武丁所說「若作酒醴，爾維曲櫱」的論述。在殷墟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了商朝武丁時期(公元前12闐多年前)的墓葬，在近二百件青銅禮器中，各種酒器約佔70％。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飲酒用具和盛酒容器，可見當時飲酒之風相當盛行。從甲骨文的記載可以看出，商朝對酒極為珍重，把酒作為重要的祭祀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羅振玉考證的《殷墟書契前論》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記載，對照漢代班固《白虎通義?考黜》曾釋「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表明在商代已有葯酒出現。

周代，飲酒越來越普遍，已設有專門管理釀酒的官員，稱「酒正」，釀酒的技術已日臻完善。(周禮)記載著釀酒的六要訣：秫稻必齊(原料要精選)，曲櫱必時(發酵要限時)，湛熾必潔(淘洗蒸者要潔凈)，水泉必香(水質要甘醇)，陶器必良(用以發酵的窖地、瓷缸要精良)，火齊必得(釀酒時蒸烤的火候要得當)，把釀酒應注意之點都說到了。西周時期，已有較好的醫學分科和醫事制度，設「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譜……之齊(劑)」。其中食醫，即掌管飲食營養的醫生。六飲，即水、漿、醴(酒)、涼、醬、酏。由此可見，周朝已把酒列入醫療保健之中進行管理。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更明確提出：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說明葯酒在周代的運用確也相當普遍。

我國最古的葯酒釀制方，是在1973年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養生方》和《雜療方》中。從《養生方》的現存文字中，可以辨識的葯酒方共有六個。①用麥冬(即顛棘)配合秫米等釀制的葯酒(原題：「以顛棘為漿方」治「老不起」)。②用黍米、稻米等製成的葯酒(「為醴方」治「老不起」)。③用美酒和麥X(不詳何葯)等製成的葯酒。④用石膏、藁本、牛膝等葯釀制的葯酒。⑤用漆和烏喙(烏頭)等葯物釀制的葯酒。⑥用漆、節(玉竹)、黍、稻、烏喙等釀制的葯酒。《雜療方》中釀制的葯酒只有一方，即用智(不詳何物)和薜荔根等葯放人瓶(古代一種炊事用蒸器)內製成醴酒。其中大多數資料已不齊，比較完整的是(養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該方包括了整個葯酒製作過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內容，是釀制葯酒工藝的最早的完整記載，也是我國葯學史上重要史料。

先秦時期，中醫的發展已達到了可觀的程度，這一時期的醫學代表著作《黃帝內經》，對酒在醫學上的作用，做過專題論述。在《素問?湯液醪醴論》中，首先講述醪醴的製作「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即用完整的稻米作原料，堅勁的稻桿做燃料釀造而成，醪是濁酒，醴是甜酒。「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說明古人對用酒類治病是非常重視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記載了扁鵲認為可用酒醪治療腸胃疾病的看法。

漢代，隨著中葯方劑的發展，葯酒便漸漸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其表現是臨床應用的針對性大大加強，所以其療效也進一步得到提高，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收載了西漢名醫淳於意的二十五個醫案，這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醫案記載，其中列舉了兩例以葯酒治病的醫案，一個是濟北王患「風蹶胸滿」病，服了淳於意配的三石葯酒，得到治癒。另一個是茁川有個王美人患難產，淳於意用莨菪酒治癒，並產下一嬰孩。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則載有「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紅藍花功能行血活血，用酒煎更加強葯效，使氣血通暢，則腹痛自止。此外，瓜蔞薤白白酒湯等，也是葯酒的一種劑型，借酒氣輕揚，能引葯上行，達到通陽散結，豁痰逐飲的目的，以治療胸痹。至於他在書中記載以酒煎葯或服葯的方例，則更為普遍。

隋唐時期，是葯酒使用較為廣泛的時期，記載最豐富的數孫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葯酒方80餘首，涉及補益強身，內、外、婦科等幾個方面。《千金要方?風毒腳氣》中專有「酒醴」一節，共載酒方16首，《千金翼方?諸酒》載酒方20首，是我國現存醫著中，最早對葯酒的專題綜述。

此外，《千金方》對酒及酒劑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認識，認為「酒性酷熱，物無以加，積久飲酒，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針對當時一些嗜酒縱欲所致的種種病狀，研製了不少相應的解酒方劑，如治飲酒頭痛方，治飲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等。

宋元時期，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制酒事業也有所發展，朱翼中在政和年間撰著了《酒經》，又名《北山酒經》，它是繼北魏《齊民要術》後一部關於制曲和釀酒的專著。該書上卷是論酒，中卷論曲，下卷論釀酒之法，可見當時對制曲原料的處理和操作技術都有了新的進步。「煮酒」一節談加熱殺菌以存酒液的方法，比歐洲要早數百年，為我國首創。

此時，由於雕版印刷的發明，加上政府對醫學事業的重視，使當時中醫臨床和理論得到了發展。因此，對葯酒的功效，也漸漸從臨床上升到理論。如《太平聖惠方?葯酒序》認為「夫酒者，谷櫱之精，和養神氣，性惟傈悍，功甚變通，能宣利胃腸，善導引葯勢」。《聖濟總錄?治法?湯醴》認為「邪之傷人有淺深，葯之攻邪有輕重，病之始起，當以湯液治其微。病既日久，乃以醪醴攻其甚。又有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酒以醪葯，以此見受邪既深，經脈閉滯，非醪葯散發邪氣，宜通血脈，安能必愈……酒性酷熱，立行葯勢，所以病人素有血虛氣滯，陳寒痼冷，偏枯不隨，拘攣痹厥之類，悉宜常服，皆取其漸漬之力也。又古法服葯，多以酒者，非特宣通血氣而已，亦以養陽也」。葯酒的治病范圍也相對集中，朝保健養身方面發展，如「治一切風通用浸酒葯二十二道」，「治風腰腳疼痛通用浸酒葯十四道。」另在葯酒專門方中，出現了較多的養身延年，美容保健方劑。當時，以葯材制曲的風氣已開始盛行，單在《北山酒經》中就記載了十三種葯曲。如香桂曲，配用了木香、官桂、防風、杏仁等葯品。瑤泉曲，配用了防風、白附子、檳榔、胡椒、桂花、丁香、人參、天南星、茯苓、香白芷、川芎、肉豆蔻等葯物。並認為做葯酒以東陽酒最佳，「用制諸葯良」，其酒自古擅名，清香遠達，色復金色，飲之至醉，不頭痛，不口乾，不作瀉，其水稱之重於他水，鄰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李時珍解說：東陽酒即金華酒，古蘭陵也，李太白詩所謂：「蘭陵美酒鬱金香。」即此，常飲人葯俱良。

隨著釀酒工藝的不斷發展和提高，有些葯酒不但具有強身保健，治療疾病的優點，而且口味醇正，成為風行一時的名酒，並成為宮廷御酒。元代建都於北京，是當時世界各國最繁華的都城。國內各地和歐亞各國的商客川流不息，國內外名酒薈萃，更成為元代宮廷的特色。羌族的枸杞酒、地黃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東北各族的松節酒、松根酒、虎骨酒；南方的五加皮酒、茯苓酒；西南的烏雞酒、膃肭臍酒等等均為當時流行之名酒。明代宮廷則建有御酒房，專造各種名酒，尚有「御制葯酒五味湯、真珠紅、長春酒」。如當時名噪金殿的「滿殿香」就有白術、白檀香、縮砂仁、藿香、甘草、木香、丁香等各種葯物，合白面、糯米粉等釀制而成。當時，民間作坊也有不少葯酒製作出售，如薏苡酒、羊羔酒。另有一些人們自釀自飲的酒，如正月的椒柘酒，端午的菖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陽的菊花酒，都成為人們常釀的傳統節令酒類，其中有不少就是葯酒。

2. 中葯和酒

吃中葯最好不要飲酒，一般中葯都是禁酒的，因為酒精是有機溶劑，會影響葯效。你喝一次也沒事，失眠跟你說的這個沒關系，是你不小心失眠的，一次失眠無關大礙的。

3. 本草綱目中記載酒的五大好處和五大壞處

谷部·燒酒
作者：李時珍
釋名
火酒、阿剌吉酒。
氣味
辛、甘、大熱、有大毒。
主治
消冷積寒氣，燥濕痰，開郁結，止水泄；治霍亂瘧疾噎膈、心腹冷痛、陰毒欲死；殺蟲辟瘴，利小便，堅大便，洗赤目腫痛，有效。
《本草綱目》對酒葯運用的啟示
http://www.100md.com 2005年5月26日《中國中醫葯報》第2345期
酒，自古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就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並且很早就與醫結下了難解之緣。從文字學角度考證，「醫」字從「酉」(酒)就是再好不過地說明。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酒就是葯。為了與人們習慣上把酒作為生活用品的概念相區別，本文專門用了「酒葯」一詞來強調這一含義。關於酒的起源和酒與中醫葯的關系，《本草綱目》中有一段考證，說：「本草(註：指《神農本草經》一書)已著酒方，素問(註：指《黃帝內經·素問》一書)已有酒漿，則酒自黃帝始」。中醫現存最早的典籍《黃帝內經》中確實已有許多與酒有關的論述。在《素問》中，不僅有《湯液醪醴篇》是專門說酒的，從理論上論述了酒與防病健身的關系；而且記載有治療膨脹的「雞矢醴」方，從實踐上論證了酒與祖國醫學的特殊關系。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已記有完整的葯酒配方和制備方法，這更是我國歷史上早期將酒運用於醫葯的實證。之後，歷代本草中都把酒作為治病的葯物收入，幾乎無一缺如的，並且都匯集了眾多用酒葯治病的實例，更確立了酒作為中葯的正統地位。《本草綱目》作為明以前葯物的大成，自然少不了對酒葯功能的論述，並且還增加了作者許多相當重要的發揮。雖然沒有對《本草綱目》中用酒的文字進行准確地統計，但憑直觀感覺，「酒」字在《本草綱目》中出現的頻率高於歷代本草之作，起碼用「千百次」這個概數來形容是不過分的。強調一個字在一本書中出現頻率的高低，不單純是為了判斷這個字價值的本身，重要的是探索它包含的實質性意義，這正是本文要論證的問題。
一、慧眼識酒
在《本草綱目》中，酒被分為若干種類，「酒之清者曰釀，濁者曰盎，厚者曰醇，薄者曰醨；重釀曰耐，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紅曰醍，綠曰醽，白曰醝」。「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美酒、糟下酒、粳酒、秫黍酒、葡萄酒、地黃酒、蜜酒、有灰酒、新熟無灰酒、社壇余胙酒。今人所用，有糯酒、煮酒、小豆麴酒、香葯麴酒、鹿頭酒、羔兒等酒。江浙、湖南、湖北又以糯粉入眾葯，和為麴，曰餅子酒」。「入葯用東陽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東陽酒即金華酒，古蘭陵也，李太白詩所謂『蘭陵美酒鬱金香』即此，常飲入葯俱良」(《本草綱目》)。從《本草綱目》中的論述不難發現，酒的種類雖多，不是所有的酒都能入葯的；可以入葯的酒雖多，不是所有的酒都是高質量的，古人對酒葯的運用是非常有講究的。今人釋《本草綱目》中用酒，往往深究者不多，這不但委屈了作者的原意，也不利於對祖國醫學中酒葯傳統用法的繼承和發展。
關於酒的功能，大體可分為社會功能和醫學功能。作為社會功能，李時珍把它稱為「官務」，《本草綱目》中言及不多，無非用於人際交往，寒喧之外，「飲家惟取其味」罷了。作為醫學功能，《本草綱目》中論之頗詳，說酒「行葯勢，殺百邪惡毒氣」，「通血脈，厚腸胃，潤皮膚，散濕氣，消憂發怒，宣言暢意」，「養脾氣，扶肝，除風下氣」，「少飲則和血行氣，壯神禦寒，消譴助興」等。說理之外還要舉出實例，讓人信服不疑。如說到酒能避惡邪氣時，李時珍引用了《博物志》中的一則故事：「王肅、張衡、馬均三人，冒霧晨行。一人飲酒，一人飽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飽食者病，飲酒者健。此酒勢辟惡，勝於作食之效也」。當然以上說的只是酒葯的總體功能，其他還有米酒、清酒、燒酒、老酒、葡萄酒、酒糟、酒水等眾多類型的酒葯，共同功能之外，尚有各自的獨到功用，書中也都有詳論。關於酒的葯用途徑，大體有如下幾種：一是以酒作單味葯直接使用，二是酒與其他葯組成復方聯合使用，此二種即本文中之「酒葯」是也；三是把酒作為加工、炮製葯物的用料，或引葯歸經，或輔助葯效的發揮，或改變葯物的本來性質，或削減某些葯物的毒副作用等。有人將葯物酒制的作用歸納為五個方面，即改變葯性，引葯歸經；增強溫補肝腎的作用；增強活血通絡的作用；矯正葯物的不良氣味，降低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葯物有效成分的析出等(劉善新《中葯酒制與臨床療效的關系》)。酒與葯或酒或葯，又酒又葯，是酒是葯，真正達到了難解難分、如膠似漆的程度。酒葯已經成為時而醫內、時而醫外的廣泛概念，並且形成了越來越深厚的文化底蘊，構築了中國酒文化的基底。
酒對人體並非無害，這一點，《本草綱目》中的觀點是非常明確的。「過飲不節，殺人傾刻」，「過飲敗胃傷膽，喪心損壽，甚則黑腸腐胃而死」。說得夠嚴重了，但不是聳人聽聞，因為這一危害是被古今中外無數血的教訓、鐵的事實所證實了的。現代研究的結論與《本草綱目》中的觀點基本一致，酒對消化系統的傷害是首當其沖的，對心血管系統、中樞神經系統、呼吸系統、生殖系統和骨骼運動系統的危害也相當嚴重，是最終導致人生病、短命、死亡的原因之一。從許多疾病發病原因的調查中看，酗酒者的發病率明顯高於不飲酒者或有節制的少量飲酒者。因酗酒傷身、送命的例子古今皆有，為了警示世人，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特別寫進了實例：過去有個叫周顗的人，非常好客。有一晚他家來了一位朋友，他拿出兩石美酒招待，把這位朋友灌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一看，這位朋友「已脅穿而死矣」。寫至此，李時珍感慨地議論道：「痛飲則傷神耗血，損胃亡精，生痰動火」，「沉湎無度，醉以為常者，輕則致殘敗行，甚則喪邦亡家而隕軀命，其害可勝言哉？」如今醉卧街頭，醉態百出，因酒誤事、鬧事、誤傷、早夭的悲劇上演得更加頻繁，酗酒的危害真是睜眼可見。有調查說，早產兒、痴呆兒的增多，與父母酗酒有直接關系，酒已經影響到了下一代人的質量和國人的素質。那種見酒就醉、一醉方休、借酒發瘋的酒場「英雄」是當不得的，那種勸不倒人不罷休，醉不倒人不散場的惡作劇再不該上演了。人生只有一次，為酒傷身、送命，對於個人、家庭、社會都無益處。勸君少飲一杯酒，「屈量」未必不英雄(溫長路《健康長壽與民俗風情》)。
以酒入葯以治人疾病，適量飲酒以促人健康，酗酒戀酒以致病折壽，這是不是飲酒的辯證法？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突出宣傳的正是這一主題。酒葯治病，是作為葯物使用的，葯非食者，是葯三分毒，要在「有度」上作文章；酒葯養生，取的也是酒作為葯的機理，道理同於葯，要在「適量」上掌握好；酗酒傷身，是酒毒副作用(酒精中毒)的表現，「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疥，或鼻齇，或泄利，或心脾痛，尚可散而去之。其久也病深，或消渴，或內疽，或肺痿，或鼓脹，或失明，或哮喘，或勞瘵，或癲癇，或痔漏，難名之病」。百病纏身，豈不損壽？所以，飲酒不能無顧忌，醉酒也不能聽之任之。《本草綱目》中對飲酒的禁忌和解酒的問題也有詳盡論述，如說到禁忌時強調：「凡酒忌諸甜物，酒漿照人無影(註：含雜質多，混濁，不清晰)不可飲」；「酒合乳飲，令人氣結。同牛肉食，令人生蟲。酒後卧黍穰，食豬肉，患大風」；燒酒「與姜蒜同食，令人生痔」，「北人習而不覺，南人切不可輕生飲之」；釀酒有毒，「熱疾、齒疾、瘡疹人，不可飲之」；葡萄酒「至二三年，乃有大毒(註：已成為細菌的培養基)」，不可飲；「醉卧當風，則成癜風。醉浴冷水，成痛痹」；「酒後食芥及辣物，緩人筋骨。酒後飲茶，傷腎臟，腰腳重墜，膀胱冷痛，兼患痰飲水腫、消渴攣痛之疾」。他的這些說法，有的是經驗之談，需要進一步研究；有的是科學總結，確實是經得起推敲的，與現代的研究結論無二。如酒後飲茶的問題，一直被誤認為是解酒的竅門，實際上，酒後飲茶，特別是飲濃茶對腎臟的損害是很嚴重的。飲酒後酒中的乙醇通過胃腸進入血液，在肝臟中轉化成乙醛→乙酸→二氧化碳和水，之後由體內排出。酒後飲茶使茶葉中的茶鹼迅速對腎發揮利尿作用，促使在肝臟中尚未分解完的乙醛提前進入腎臟。乙醛是一種能夠對腎臟造成損害的有害物質，而腎臟又沒有這方面的解毒功能。所以，經常飲酒又習慣在酒後飲濃茶的人，腎病的發病率相對就高，這同李時珍在《本草綱目》的說法完全相吻合。另外，酒中乙醇的刺激作用本已相當強烈，加上喝濃茶對心臟產生的刺激作用，心臟因此受到的惡性刺激迅速增加，心臟病的發病率也會呈上升趨勢。如何解酒？《本草綱目》總結出了一些有用的方法，篩選出了一批有效的葯物，制訂出了一組有益的處方。比如有效的解酒葯有白茅根汁、葛根汁、水萍、菰筍、秦艽、苦參、地榆、菊花、枳椇、葛花、赤豆花、綠豆粉等，其機理是「寒勝熱也」。有益的解酒處方如：①用冷水、綠豆粉、蠶豆苗煎湯內服；②用懸鉤子、木鱉子醋磨灌服；③用天南星、硃砂作丸口服；④用神曲、蘿卜、蔓菁煮粥飲汁；⑤用白菜籽研末以井水服；⑥用楊梅干口嚼；⑦用桑葚汁、苦竹葉水飲之……
縱觀《本草綱目》中有關酒的內容，囊括了酒源、酒類、酒葯、酒用、酒害、酒量、酒戒、酒醉、酒解等的方方面面，說盡了酒的利與弊。慧眼識酒者，《本草綱目》也!
二、百病用酒
「百病用酒」，是不是誇張的說法？非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用了二卷的篇幅，列舉了221種病症的主治葯，名曰「百病主治葯」。其中用酒治病者、以酒制葯者、以酒服葯者，何止百處!其涉及疾病面之大、內容之豐富、用法之廣泛、製法之考究空前絕後，簡直可以派生出一本《本草綱目用酒全書》來。限於篇幅，本文無法羅列其內容之全部，僅能從其有代表性的精華中略舉一二。
1、直接用酒療疾
就是書中把酒作為單用的葯物，運用酒所具有的葯理作用，對相關性疾病進行直接治療的內容，分布於全書的眾多章節里。如用燒酒灰湯治鵝掌風；用燒酒入飛鹽治冷氣心痛；用燒酒溫飲治陰毒腹痛；用真火酒一杯治嘔逆不止；用頭燒酒飲之治寒濕泄瀉；用火酒滴耳取耳中異物；用醇酒灌服治卒中驚死；用社酒灑壁防治諸蟲；用暖酒淋洗治蛇咬成瘡等。
2、酒與它葯合用療疾
就是書中將酒作為葯物的一種，與其他相關葯物組成復方，共同起到對疾病治療作用的內容，涉及的篇章幾乎貫穿全書。如痰濕咳嗽，用燒酒浸豬脂、茶末、香油、蜂蜜；中惡心痛，用醇酒浸豌豆、大豆、胡荽、羅勒、芥子；咽傷聲嘶，用酒與酥調乾薑末服；坐板瘡，用絲瓜皮焙研燒酒塗坐；諸物哽喉，用鳳仙根與酒同煎；勞倦乏力，用酒與飴糖、米粥共同煮食；喝羊脛酒，治諸風注痛；飲青藤酒，療風寒濕氣等。
3、用酒炮製葯物
書中此種用法最多，運用的手段也非常講究......
三、在酒葯上做文章
從《本草綱目》中我們可以看到，酒作為葯單獨使用，運用很廣；酒與其他葯的結合，運用更廣。其中，歷代醫家創造的行之有效的葯酒就是這種結合形式的精華。《本草綱目》中輯錄了大量的葯酒方，范圍以內科為主，輻射臨床各科。如治療瘧疾的愈瘧酒、辟疫消癘的屠蘇酒、補虛益氣的逡巡酒、強筋壯骨的牛膝酒、活血調經的當歸酒、聰耳明目的菖蒲酒、益精壯陽的枸杞酒、補中益氣的人參酒、治風平眩的薯蕷酒、暖腰溫膝的茯苓酒、除風明目的菊花酒、理氣止痛的茴香酒、止咳平嗽的百部酒、逐風祛冷的南藤酒、清心暢意的竹葉酒、除痹強筋的巨勝酒、治療風濕的烏蛇酒、破血祛風的豆淋酒、治風濕痿痹的五加皮酒、治偏風不遂的仙靈脾酒、治癲癇惡疾的天門冬酒等......

4. 中國歷史上葯酒起源於何時，那個朝代

戰國時就有記載。《黃帝內經》有「湯液醪醴論篇」，專門討論用葯之道。所謂「 湯液」即今之湯煎劑，而「 醪醴」者即葯酒也。顯然在戰國時代對葯酒的醫療作用已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按照中醫傳統的習慣，煎煮中葯一般選用砂鍋，這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一些金屬如鐵、銅、錫之類的器皿，煎煮葯物時容易發生沉澱，降低溶解度，甚至器皿本身和葯物及酒發生化學反應，影響葯性的正常發揮。

所以配製葯酒要用一些非金屬的容器，諸如砂鍋、瓦壇、瓷瓮、玻璃器皿等。當然，一些葯酒的製作有其特殊要求，那就另當別論了。

(4)中葯酒的起源與發展擴展閱讀

補益葯酒不僅廣泛應用於各種慢性虛損疾病的防治，還能抗衰老、延年益壽。近代研究證明，我國傳統中葯中有許多補益葯物具有抗早衰、延年益壽的功效。例如：枸杞子，能降低血糖、膽固醇；何首烏，可降低膽固醇，防治動脈硬化；

杜仲，能減少膽固醇的吸收，對中樞神經系統有調節作用；當歸，可抗貧血，能防止肝糖原減少，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地黃，能利水， 降血壓； 黃芪，有抗癌的作用，能提高免疫功能，抗疲勞，擴張血管，改善皮膚血液循環，降低血壓；

人參，能促進蛋白質合成，降低血糖，增強造血功能，提高免疫功能、抗疲勞能力，抑制高膽固血症的發生。選用這些葯物製成的補益葯酒，經常適量飲服，有抗衰老而延年益壽的效果。

5. 懂中葯和葯酒的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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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葯的來源發展

在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發現了一些動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積累了一些用葯知識。隨著人類的進化，開始有目的地尋找防治疾病的葯物和方法，所謂「神農嘗百草」「葯食同源」，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夏代（約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湯液的發明，為提高用葯效果提供了幫助。進入西周時期（前1046—前771），開始有了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的分工。

春秋戰國（前770—前221）時期，扁鵲總結前人經驗，提出「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診斷和治療的基礎。

東漢時期，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提出了外感熱病（包括溫疫等傳染病）的診治原則和方法，論述了內傷雜病的病因、病證、診法、治療、預防等辨證規律和原則，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體系。

唐代（618—907），孫思邈提出的「大醫精誠」，體現了中醫對醫道精微、心懷至誠、言行誠謹的追求，是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醫葯中的集中體現，是中醫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

清代（1644—1911），葉天士的《溫熱論》，提出了溫病和時疫的防治原則及方法，形成了中醫葯防治溫疫（傳染病）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6)中葯酒的起源與發展擴展閱讀：

中葯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響應傳統醫學決議的要求，已將中醫葯學與現代醫學服務相結合共同納入衛生系統中，促進了傳統醫學服務的全民覆蓋。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國分享「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的中國經驗，推動中醫葯走出去。

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委託南京中醫葯大學承擔「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的中國實踐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項目，通過江蘇、湖北、甘肅、黑龍江、廣東五地的調研，歷時兩年，基本釐清了中國在「傳統醫葯納入國家衛生系統」方面的成功經驗及其法規政策保障的原因。

7. 金波酒的起源於發展是怎樣的

金波酒始產於1755年，是山東濟寧玉堂醬園的傳統優質產品之一

因其酒液色澤金黃、波光粼粼而得名

1915年它在巴拿馬國際食品博覽會上獲金獎

金波酒系選用優質高粱大麴酒作酒基，加上等沉香、檀香、鬱金、枸杞、蔻仁等14味中葯陳釀而成

酒度40°，糖度10°

該酒有行氣活血、追風祛濕、強身健腦、延年益壽的功效

據說，金波酒所選用的14味中葯缺一不可，而且這些中葯的用法和劑量比較復雜，特別是一些關鍵工序，全憑老技師的精心調配

清代小說家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曾把金波酒列為「天下五十五種名酒之一」

可見該酒早在清代就已聞名於世了

建國後幾十年，金波酒擴大了生產，增加了產量，提高了質量，產品除銷國內市場外，還遠銷港澳地區及日本、東南亞國家，深受海內外消費者歡迎

8. 葯酒有什麼淵源

本書所講的葯酒在中葯方劑學上又稱之為酒劑。所謂葯酒一般是把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和動物的全體或內臟以及某些礦物質成分按一定比例浸泡在低濃度食用酒精、白酒、黃酒或葡萄酒中，使葯物的有效成分溶解於酒中，經過一定時間後去除渣滓而製成的，也有一些葯酒是通過發酵等方法製得的。因為酒有通血脈、行葯勢、溫腸胃、御風寒等作用，所以酒和葯配伍可以增強葯力，既能防治疾病，又可用於病後的輔助治療。

古時醫字從酉（酒），可見酒與葯的關系密切，而葯酒的產生更是我國醫葯發展史上的重要創舉。葯酒的起源與酒的產生是分不開的，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葯酒方見於1973年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養生方》和《雜療方》中，雖多已不完整，但仍可辨認出葯酒配方、釀制工藝等記述，由此可見，我國的葯酒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先秦時期的醫學代表作《黃帝內經》也對酒在醫學上的貢獻作了專門論述，其中，《素問·湯液醪醴篇》論述了醪醴與防病治病的關系，在其他篇中還提及了治膨脹的「雞矢醪」，治經絡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葯」等，這些均是較早的葯酒記載。

至漢代，隨著中葯方劑的發展，葯酒逐漸成為中葯方劑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針對性和療效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的記載，表明了扁鵲認為可用酒醪治療腸胃疾病的看法。這篇著作中還收載了西漢名醫淳於意的25個醫案。東漢·張仲景的《傷寒病雜論》中記載：「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該書還收載了許多以酒煎葯或服葯的方例。

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對葯酒的釀造方法，特別是對浸葯專用酒的製作做了較為詳細的說明。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記載了海藻酒、桃仁酒、金牙酒、豬胰酒等葯酒的治病方法。梁-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提出「酒可行葯勢」，尤其是對葯酒的浸制方法論述較詳，並指出有71種葯物不宜浸酒。

唐·孫思邈的《千金方》中共有葯酒方80餘首，涉及補益強身、內科、外科、婦科等方面，並對酒與葯酒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認識，針對當時一些人因嗜酒縱欲所引起的種種病症，研製了一些相應的解酒方劑。《千金翼方》還對葯酒的服法提出了要求：「凡服葯酒，飲得使酒氣相接，無得斷絕，絕則不達葯力，多少皆以知為度，不可全醉及吐，則大損人也。」唐-王燾《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諸家酒方」一節中共收載了葯酒11方。

宋元時期的葯酒有了很大發展，葯酒的種類和應用范圍均有明顯的擴展。僅《太平聖惠方》中就設有葯酒專節達6篇之多，加上《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濟生方》等書中的葯酒方，計有葯酒數百種。運用葯酒治病的范圍也已涉及到內、外、婦、五官等多科疾病，對於葯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葯酒的製法上已開始採取隔水加熱的方法，這樣可以提高葯物有效成分的浸出率，增強葯酒的功效。這一時期葯酒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用於養生的葯酒漸多，有些葯酒不但具有治病養生的特點，而且口味純正，成了宮廷御酒。除了上述大型方書所記載的葯酒外，宋·陳直《養老奉親書》和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御葯院方》等書中也收載了許多適合老年人服用的養生保健葯酒。

明代的醫葯學家在整理繼承前人經驗的同時，又創制出許許多多新的葯酒方。在明代醫書中，如《普濟方》、方賢的《奇效良方》、陳夢雷的《醫學全錄》、王肯堂的《證治准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收載了大量的葯酒配方，既有前人的傳世經典之作，又有當代人的創新之舉。僅《本草綱目》就輯錄了各類葯酒配方200餘種，《普濟方》通卷收載的葯酒達300餘方。明代的民問作坊已有葯酒出售，如薏仁酒、羊羔酒等，而老百姓自飲自釀的酒中也有不少葯酒，如端午的菖蒲酒、中秋的桂花酒、重陽的菊花酒等。

清代的醫葯學家同樣也創制出許多新的葯酒方。這一時期的醫葯學著作中，如汪昂的《醫方集解》、王士雄的《隨息居飲食譜》、吳謙的《醫宗金鑒》、孫偉的《良朋匯集經驗神方》、項友清的《同壽錄》等，均收載了明清時期新創制的葯酒配方。清代的葯酒除了用於治病外，最大的特點就是養生保健葯酒較為盛行，尤其是宮廷補益葯酒空前興旺發達。例如，乾隆皇帝經常飲用的益壽葯酒「松齡太平春酒」對老年人諸虛百損、關節酸軟、納食少味、夜寐不實諸症均有治療作用。「夜合枝酒」也是清宮御制的一大葯酒，組方中除了夜合枝外，還有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細曲等，可治中風攣縮之症。

民國時期，戰亂不斷，百業不興，葯酒也難逃厄運，沒有多少進展。

新中國成立後，中醫中葯事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作為中葯方劑之一葯酒不僅繼承了傳統的製作經驗，而且採取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嚴格衛生與質量標准，使葯酒的生產逐步走向標准化和工業化，葯酒質量也大大提高。醫葯學家還對許多傳統葯酒方的功效、配方進行了實驗研究和臨床驗證，為葯酒的應用和提高療效提供了寶貴依據。此外，葯酒規范已被收進我國的葯典，由此可見國家對葯酒的重視。

9. 簡述中葯是如何起源用發展的

在我國的遼闊大地和海域，分布著種類繁多，產量豐富的天然葯材資源，包括植物、動物和礦物，古代本草書籍所載，已逾3000種，經目前整理，則達8000種左右。這些寶貴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也是我國醫葯學發展的物質基礎。幾千年來，以之作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對於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葯是我國傳統葯物的總稱。中葯的認識和使用是以中醫理論為基礎，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應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國歷史，文化、自然資源等方面的特點。由於其來源以植物性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來相沿把葯學稱為」本草」。本草典籍和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記錄著我國人民發明和發展醫葯學的智慧創造和卓越貢獻，並較完整地保存和流傳下來，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寶庫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及至近代，隨著西方醫葯學在我國的傳播，本草學遂逐漸改稱為「中葯學」。

中葯學是研究中葯基本理論和各種中葯的來源、採制、性能、功效、臨床應用等知識的一門學科，是祖國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醫葯源遠流長，它的發現與應用經歷了長期實踐的過程。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由於採食植物和狩獵，接觸並了解到某些植物和動物具有一定的治病作用，經過無數次的試驗、觀察、口嘗身受等，慢慢積累起一些運用中草葯的知識。唐代李績、蘇敬等主持編寫了最早的一部葯典學著作《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比起1542年歐洲紐倫堡葯典來，要早出800餘年，對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雖然現代醫學非常發達，但是中葯的葯效緩和、副作用少，經過數千年的醫學實踐證明確實有效。用中醫葯治病，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把全身作為一個整體，綜合治療、全面地解決問題，因此具有其特殊性。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如今中醫葯也採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如動物實驗，組織病理學觀察，葯物化學成分分析等。服食中葯已不再以煎煮草葯為主，而是出現了葯片、膠囊、浸膏液、糖漿等劑型，使服中葯變得省時、省事，簡單、方便。

新加坡政府一直十分重視保持中華的傳統文化，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受到了相當的重視。同時，各中醫葯組織、團體為中醫葯的規范化，以及推廣和發展中醫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醫葯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流傳，逐漸被各國人民接受和認可。隨著中醫葯專業水平的提高，醫療經驗的豐富，我們相信，中醫葯作為一種傳統的醫療方法，一定會在當今社會發揚光大，不斷得到普及，為人類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

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葯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葯」的傳說，它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我們的祖先在與自然和疾病作斗爭中，發現葯物。逐步積累經驗的歷史過程。

在原始社會的初期，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不知農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只是共同採集，成群出獵，過著「巢棲穴竄，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就在他們採集野果、種子和挖取植物根莖的過程中，由於飢不擇食，自然會誤食某些有毒植物而發生嘔吐、腹瀉，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誤食大黃，引起腹瀉，吃了瓜蒂引起嘔吐；當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薑）而使原來的嘔吐得到緩解。人們就是這樣通過長期的觀察和實踐，逐步學會了辨別葯物的方法。通過無數次觀察，口嘗身受，實際體驗，逐步認識了哪些植物對人體有益，有治療作用，哪些植物對熱鬧台體有害，有毒副作用，並進而有意識地加以利用，這就是早期植物葯的發現。當進入的後期，由於弓箭的發明和應用，使在原始社會，人們狩獵和捕魚時，也逐漸發現一些動物也有治療作用。例如我國先秦時期有關地理物產的著作《山海經》中，有關治療癰疽葯物如何羅之魚，「食之己癰」，有關防疫葯物如青耕烏、珠鱉魚、三足鱉，「食之可以御疫」的記載，就是我們祖先從動物食物中發現動物葯的旁證。

在我國一些史書上，如《史紀綱要》中出現的「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葯」的記載，《淮南子·修務訓》中關於「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記述，以及西漢賈陸的《新語卷上·道基第一》、任防《記巽記》中有關神嘗百草的傳 說和古諺，雖屬歷史傳說，但有其社會基礎。可以說，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從客觀上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由魚獵時代過渡到原始農業、畜牧業時代發現葯物、積累經驗的艱苦過程。「神農」無非是這一時代勞動人民的代表；「嘗百草」正是反映了醫葯起源於勞動實踐的認識過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說明我們祖先在發現葯物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 價。毋容置疑，神衣嘗百草的傳說，就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與自然和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發現葯物艱苦歷程的真實寫照。

中葯學發展經歷了以下十個階段: 一、先秦時期 二、秦漢時期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四、隋唐時期 五、宋代
六、金元時期 七、明代 八、清代 九、民國時期 十、當代的本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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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時期

在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由於採食植物和狩獵，得以接觸並逐漸了解這些植物和動物及其對人體的影響，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某種葯效反應或中毒現象，甚至造成死亡，因而使人們懂得在覓食時有所辨別和選擇。為了同疾病作斗爭，上述經驗啟示人們對某些自然物的葯效和毒性作用予以注意。我國古籍中記述的「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傳說生動而形象地概括了葯物知識萌芽的實踐過程。古人經過無數次有意識的試驗、觀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葯物知識。

據醫史學家研究，猿人和最早的人類用以充飢的食物，大多是植物類，因此最先發現的也是植物葯。在漁獵生產和生活開始以後，人類才有可能接觸較多的動物及其肉類、甲殼、骨骼、血液、脂肪及內臟等，並逐漸掌握了某些動物類葯物的醫療作用。直至原始社會的後期，隨著采礦和冶煉的興起，又相繼發現了礦物葯。在這一時期，人們從野果與穀物自然發酵的啟示中，還逐步掌握了酒的釀造技術。至殷商時期，釀酒業已十分興盛。酒不僅是一種飲料，更重要的是具有溫通血脈、行葯勢和作為溶媒等多方面的作用，故古人將酒譽為」百葯之長」。

隨著文字的創造和使用，葯物知識也由口耳相傳發展為文字記載。文物考古表明，在數千年前的鍾鼎文中，已有「葯」字出現。《說文解字》將其訓釋為「治病之草，從草，樂音」。明確指出了「葯」即治病之物，並以「草」（植物）類居多的客觀事實。

西周時已有專業的「醫師」，「聚毒葯以供醫事。《詩經》中涉及的植物和動物共300多種，其中不少是後世本草著作中收載的葯物。《山海經》載有100餘種動物和植物葯，並記述了它們的醫療用途。七十年代初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載方約300個，涉及葯物240餘種，對炮製、制劑、用法、禁忌等皆有記述，說明中葯的復方應用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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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漢時期

西漢時期已有葯學專著出現，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名醫公孫陽慶曾傳其弟子淳於意《葯論》一書。從《漢書》中的有關記載可知，西漢晚期不僅已用「本草」一詞來指稱葯物學及葯學專著，而且擁有一批通曉本草的學者。

通過境內外的交流，西域的紅花、大蒜、胡麻，越南的意苡仁等相繼傳人中國；邊遠地區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龍眼等葯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地，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本草學的發展.
現存最早的葯學專著是《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該書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歷了較長時期的補充和完善過程。其成書的具體年代雖尚有爭議，但不會晚於公元二世紀。《本經》原書早佚，目前的各種版本，均系明清以來學者考訂、整理、輯復而成。其「序例」部分，言簡意賅地總結了葯物的四氣五味、有毒無毒、配伍法度、眼葯方法、劑型選擇等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葯學理論的基礎。各論載葯365種，按葯物有毒與無毒、養身延年與祛邪治病的不同，分為上、中、下三品，即後世所稱的「三品分類法」。每葯之下，依次介紹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生長環境，部分葯物之後還有別名、產地等內容。所記各葯功用大多朴實有驗，歷用不衰，如黃連治痢，阿膠止血，人參補虛，烏頭止痛，半夏止嘔，茵陳退黃……。《本經》系統地總結了漢以前的葯學成就，對後世本草學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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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由於戰亂，「文籍焚靡，千不遺一」，後人對這一時期本草學的了解還很不全面。但是，此間留下的本草書目仍有近百種之多。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吳普本草》、《李當之葯錄》《名醫別錄》、《徐之才葯對》外，首推梁·陶弘景所輯《本草經集注》。該書約完成於公元500年左右，「序例」部分首先回顧本草學的發展概說，接著對《本經》序例條文逐一加以注釋、發揮，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針對當時葯材偽劣品較多的狀況，補充了大量採收、鑒別、炮製、制劑及合葯取量方面的理論和操作原則，還增列了「諸病通用葯」、「解百毒及金石等毒例」「服葯食忌例」（原書無標題，以上題目為後人所慣用）等，大大豐富了葯學總論的內容。各論部分，首創按葯物自然屬性分類的方法，將所載730種葯物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萊、米食及有名未用七類，各類中又結合三品分類安排葯物順序。為便於保存文獻資料原貌，陶氏採用朱寫《本經》文，墨寫《別錄》文，小字作注的方式，對於葯性，又以朱點為熱，墨點為冷，無點為平。這在全憑手抄葯書的時代，不失為一種事半功倍的方法。本書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古代葯物學的各種知識，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葯學成就，並且標志著綜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確立。

南朝劉宋時期雷黨紀敦著《炮炙論》，敘述葯物通過適宜的炮製，可以提高葯效，減輕毒性或烈性，收錄了300種葯物的炮製方法。該書是我國第一部炮製專著，也標志著本草學新分支學科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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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醫葯學有較大發展。由於政權統一，版圖遼闊，經濟發達，同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相繼從海外輸入的葯材品種亦有所增加，豐富了我國葯學寶庫，各地使用的葯物總數已達千種。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分裂、戰亂等多種原因造成的葯物品種及名稱混亂，加之《本草經集注》在一百多年來的傳抄中出現了不少錯誤，因此對本草學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既是當時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唐顯慶四年（公元659年）頒行了由李勛、蘇敬等主持編纂的《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本書的完成，依靠了國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全書卷帙浩博，收載葯物共844種。書中還增加了葯物圖譜，並附以文字說明，這種圖文對照的方法·開創了世界葯學著作的先例，無論形式和內容，都有嶄新的特色，不僅反映了唐代葯學的高度成就，對後世葯學的發展也有深遠影響。該書很快傳到國外，如公元731年即傳入日本，並廣為流傳。日本古書《延喜式》還有「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的記載。
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陳藏器編成《本草拾遺》。作者深入實踐，不僅增補了大量民間葯物，而且辨識品類也極審慎。陳氏又將各種葯物功用概括為十類，即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十種，為中葯按臨床功效分類的發端。

唐代已開始使用動物組織、器官及激素制劑。《唐本草》記載·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視力的經驗；《本草拾遺》記錄了人胞作為強壯劑的效力；而用羊靨（羊的甲狀腺）和鹿靨治甲狀腺病，則見於《千金方》。酵毋制劑在公元前即有記載，到了唐代已普遍地用於醫葯，如《千金方》和甄權的《葯性論》都對神曲的性質功用有明確的敘述。

唐至五代時期對某些食物葯和外來葯都有專門的研究。由孟洗原著，經張鼎改編增補而成的《食療本草》，全面總結了唐以前的營養學和食治經驗，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療專書。李殉的《海葯本草》，則主要介紹海外輸入葯物及南葯，擴充了本草學的內容，也反映出唐代對外來葯物引進的情況和認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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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代

由於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商業交通的進步，尤其是雕板印刷的應用，為宋代本草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本草書籍的修訂，乃沿唐代先例以國家規模進行。公元973～974年刊行了《開寶本草》，1060年刊行《嘉佑補注本草》， 1061年刊行《本草圖經》。《本草圖經》亦稱《圖經本草》，所附900多幅葯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圖譜。而私人撰述的書籍，如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後世簡稱《征類本草》），則在此基礎上研究整理了大量經史文獻中有關葯學的資料，內容豐富，載葯總數已達到1500餘種，並於各葯之後附列方劑以相印證，醫葯緊密結合。宋以前許多本草資料後來已經亡佚，亦賴此書的引用得以保存下來。它不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而且還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

國家葯局的設立，是北來的一大創舉，也是我國乃至世界葯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在京城開封開設由國家經營的熟葯所，其後又發展為修合葯所（後改名為「醫葯和劑局」）及出賣葯所（後改名為「惠民局」）。葯局的產生促進了葯材檢驗、成葯生產的發展，帶動了炮製、制劑技術的提高，並制定了制劑規范，《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即是這方面的重要文獻。 「秋石」是從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劑，它的制備方法最早見於《蘇沈良方》。《寶慶本草折衷》則有「豬膽合為牛黃」的記載。此外，宋代用升華法製取龍腦、樟腦，蒸餾法制酒等，皆反映出這一時期中葯制劑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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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元時期

宋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刊行，方興未艾的葯理研究，留下了豐富的葯學文獻，並擴展了金元醫家的學術視野。他們不再承襲唐宋的本草學風，改變了以資料匯集整理、葯物品種搜尋和基源考證為重點的作法，編纂葯書，不求其賅備，而多期於實用。因此，金元兩代沒有出現一種有代表性的大型綜合本草。這一時期的本草，一般出自醫家之手，內容簡要，具有明顯的臨床葯物學特徵。加劉完素的《素問葯注》、《本草論》，張元素的《珍珠囊》、《臟腑標本葯式》，李東垣的《葯類法象》、《用葯心法》，王好古的《湯液本革》，朱丹溪的《本草衍義補遺》等。上述本草的主要特點有二：一是發展了醫學經典中有關升降浮沉、歸經等葯物性能的理論，使之系統化，並作為葯物記述中的重要內容；二是大興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風。他們在宋人基礎上，以葯物形、色、氣、味為主幹，利用氣化、運氣和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葯理模式。這一努力的結果，豐富了中葯的葯理內容，但其簡單、機械的推理方式，又給本草學造成了一些消極後果。

元代忽思慧所著《飲膳正要》是飲食療法的專門著作，記錄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療方葯和元蒙宮廷食物的性質及有關膳食的烹飪方法，至今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元代中外醫葯交流更加廣泛，在葯物相互貿易中，政府還派遣人員去各國采購。阿拉伯人、法蘭西人開始來華行醫。回回葯物院的建立，更促進了中國醫葯和阿拉伯醫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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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代

明代，隨著醫葯學的發展，葯學知識和技術的進一步積累，沿用已久的《證類本草》已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弘治16年（1503年），劉文泰奉敕修定本草，花費兩年時間編成《本草品匯精要》42卷，收葯1815種，分名、苗、地、時、收、用、質、色、味、性、氣、臭、主、行……24項記述。這種分項解說的體例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但分項過於繁雜，反而招致一些混亂。本書繪有1385幅精美的彩色葯圖和制葯圖，是古代彩繪本草之珍品。該書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大型官修本草，但書成之後存於內府而未刊行流傳，故在葯學史上末產生什麼影響，1936年始由商務印書館據故宮舊抄本鉛印出版。

偉大的醫葯學家李時珍（1518～1593年），以畢生精力，親歷實踐，廣收傅采，實地考察，對本草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總結，歷時27年編成了《本草綱目》。全書52卷，約200萬言，收葯1892種（新增374種），附圖1100多幅，附方11000餘首。序例部分對本草史和中葯基本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和發揮。各論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蟲、鱗、介、禽、獸、人等16部，以下再分為60類。各葯之下，分正名、釋名、集解、正誤、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諸項，逐一介紹。《本草綱目》集我國16世紀以前葯學成就之大成，在訓詰、語言文字、歷史、地理、植物、動物、礦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書十六世紀末即傳播海外，先後有多種文字的譯本，對世界自然科學也有舉世公認的卓越貢獻。

這一時期的專題本草也取得矚目成就。1406年朱嘯撰《救荒本革》，選擇可供災荒時食用之物414種，記述其名稱、產地、形態、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任方法等，並精心繪製成圖，在醫葯、農學、植物學方面均有較高價值。15世紀中期，蘭茂實地調查和搜求雲南地區葯物400餘種，輯為《滇南本草》，它是我國現存內容最豐富的古代地方本草。李中立《本草原始》偏重於生葯學研究，繆希雍《炮炙大法》則是明代影響最大的炮製專著。

這一時期人工栽培的葯物已達200餘種，種植技術也有根高的水平，如川芎莖節的無性繁殖，牡丹、芍葯的分根繁衍。《本草蒙荃》所載五倍子制百葯煎（沒食子酸），早於歐洲200餘年。約為十六世紀的著作《白猿經》所記的用新鮮烏頭製取冰晶狀的「射罔」，實為烏頭鹼的結晶。比起歐洲人在十九世紀初葉從鴉片中提煉出號稱世界第一種生物鹼——嗎啡，還要早一百多年。」

此外，盧復歷時14年，以《本草綱目》和《證類本草》資料為主，於1626年輯成《神農本草經》3卷，為該書規存最早的輯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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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代

清代研究本草之風盛行。一是由於醫葯學的發展，有必要進一步補充修訂《本草綱目》的不足，如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二是配合臨床需要，以符合實用為原則，擷取《本草綱目》精粹，編撰成節要性本草，如汪昂《本草備要》、吳儀洛《本草從新》、黃宮綉《本草求真》等，三是受考據之風影響，從古代文獻中重輯《神農本草經》，如孫星衍、顧觀光等人的輯本，或對《本經》進行注釋發揮，如張潞《本經逢原》、鄒澎《本經疏證》等。

《本草綱目拾遺》（1765年）共十卷，載葯921種，其中新增葯物716種。補充了馬尾連、金錢草、鴉膽子等大量療效確切的民間葯，太子參、西洋參、冬蟲夏草、銀柴胡等臨床常用葯，同時收載了金雞納（奎寧）、香草、臭草等外來葯，極大地豐富了本草學的內容。同時它對《本草綱目》已載葯物備而不詳的，加以補充，錯誤之處加以訂正。本書不但總結了我國十六至十八世紀本草學發展的新成就，還保存了大量今已散失的方葯書籍的部分內容，具有重要文獻價值。書中還記錄了一些其它方面的自然科學成就，如用強水制銅版的方法，即首見於此書中。

《本草求真》（1769年）載葯520種，上編分述葯物的氣味、功能、禁忌、配伍和製法等，下編闡述臟腑病證主葯、六淫病證主葯、葯物總義等內容。由於本書以臨床實用為宗旨，正文葯物分為補、澀、散、瀉、血、雜、食物7類，每類又分若乾子目。為了便於檢索，書末附「卷後目錄」，按葯物自然屬性分部類葯。本書採用的按葯物主要功效進行分類的方法，不僅較《本經》三品分類、陳藏器「十劑」分類更為先進，而且對當代臨床中葯學的功效分類亦有重要影響。其次，清代的大批草葯專著，也為綜合本草提供了新的內容。僅《本草鋼目拾遺》引用，就有《百草鏡》、《草葯書》、《采葯志》、《草寶》《山海草函》、《李氏草秘》等十餘種。此外，還有《生草葯性備要》、《草葯圖經》《草木便方》及《天寶本草》等。

清代專題類本草門類齊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張睿《修事指南》，為炮製類專著，鄭肖岩《偽葯條辨》，為優秀的辨葯專書，唐容川《本草問答》、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中的10餘篇葯理論文，都屬葯理專著，章穆的《調疾飲食辨》、丁其譽的《類物》、王孟英的《隨息居飲食譜》等，則屬較好的食療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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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國時期

辛亥革命以後，西方文化及西方醫葯學在我國進一步傳播，這對我國的社會及醫葯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隨之出現了一股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潮，中醫葯學的發展受到阻礙。但是，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本草學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在繼承和發揚方面均有新的發展。

隨著中醫學校的建立，涌現了一批適應教學和臨床運用需要的中葯學講義，如浙江蘭溪中醫學校張壽頤的《本草正義》、浙江中醫專門學校柯廉臣的《實驗葯物學》、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秦伯未的《葯物學》、天津國醫函授學校張錫鈍的《葯物講義》等。這些中葯講義，對各葯功用主治的論述大為充實，其中尤以《本草正義》的論述和發揮最為精闢中肯。」

葯學辭典類大型工具書的出現，是民國時期本草學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成就和影響最大者，當推陳存仁的《中國葯學大辭典》（1935年）。本書收錄詞目4300條，匯集古令有關論述，資料繁博，方便查閱，雖有不少錯訛，仍不失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型葯學辭書。

本草學的現代研究亦開始起步。植物學、生葯學工作者對確定中葯品種及資源調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許多葯學工作者則致力於中葯化學及葯理學研究。在當時條件下，多是進行單味葯的化學成分和葯理作用研究，但取得的成就和對本草學發展所做的貢獻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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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當代的本草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高度重視中醫葯事業的繼承和發揚，並制定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和揩施，隨著現代自然科學技術和國家經濟的發展，本草學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從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門根據衛生部的安排和建議，積極進行中醫葯文獻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陸續影印、重刊或校點評注了《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殘卷）、《證類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匯精要》、《本草綱目》等數十種重要的古代本草專著。六十年代以來，對亡佚本草的輯復也取得突出成績，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發行，對本草學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當前涌現的中葯新著，不僅數量多，而且門類齊全，從各個角度將本草學提高到嶄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當代本草學術成就的，有各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典》、《中葯志》、《全國中草葯匯編》、《中葯大辭典》、《原色中國本草圖鑒》等。《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典》以法典的形式確定了中葯在當代醫葯衛生事業中的地位，也為中葯材及中葯制劑質量的提高，標準的確定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中葯大辭典》由江蘇新醫學院編纂，分上、下冊和附編三部分。該書收羅廣泛，資料豐富，查閱方便，非常實用。
五十年代以來，政府先後數次組織各方面人員對中葯資源進行了大規模調查。在此基礎上，編寫了全國性的中葯志及一大批葯用植物志、葯用動物志及地區性的中葯志，使目前中葯的總數達到8000種左右。普查中發現的國產沉香、馬錢子、安息香、阿魏、蘿芙木等，已經開發利用，並能在相當程度上滿足國內需求，而不更完全依賴進口。

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以及中葯事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中葯的現代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矚目成就，並促進了中葯鑒定學、中葯化學、中葯葯理學、中葯炮製學、中葯葯劑學等文學科的發展。

當代中葯教育事業的振興，為本草學和中葯事業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專業人材。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相繼建立了中醫學院，使中醫教育納入了現代正規高等教育行列。1978年以來相繼招收了中葯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至此，我國的中葯教育形成了從中專、大專、本科到碩士、博士研究生不同層次培養的完整體系。為了適應中葯教育的需要，各種中葯教材，也多次編寫修訂，質量不斷提高。

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本草學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為人類作出更多的貢獻。